热情中的冷静──我所知道的韩石泉

「文化协会在台南」是我来到台南后,第一个策划的展览,那已经是2007年的事了,也是我认识韩石泉先生与研究日治时期知识份子社群的开始。

台湾文化协会是日治时期最重要的台湾人在地文化启蒙团体,尤其是台湾文化协会从台北迁移到台南后,以王受禄、韩石泉、蔡培火铁三角为主,加上台南地区医生、律师、教师等人为主力,台南遂成为推动台湾文化启蒙运动与政治改革的重要地区。他们展开一系列的改革运动,内容包括演讲、戏剧表演、白话字识字会、大南门迁墓事件、支援浅野水泥株式会社罢工等等事件等等。期间虽有文化协会成员路线之争,分裂为稳健派的民众党,战后成为政治建设协会主力;以及较左派激进新文协成员,成为三青团重要成员,虽然分道扬镳后,但是其爱护台湾共同争取民主的精神始终没变,并未出现严重冲突。事后从档案来看,日治时期参与政治改革的这些台籍菁英,早受到当局注意。

热情中的冷静──我所知道的韩石泉

二次大战日本战败,中华民国派员接收台湾。战后初期这群热情的台湾知识份子,在强烈参与政治热潮中纷纷投入选举,韩石泉等知识份子也不例外。例如:韩石泉当选省议员后,积极地为战后满目疮痍的乡亲争取权力、接收日产时也力持保障台湾人财产、为战后贷款重建家园的人民争取延缓还款、修复中小学、修复交通道路桥樑等。特别是,他写信给省参议会黄朝琴议长,为省立工学院(今日成功大学前身)争取重建经费,从省参议会发文给省政府的公文中,省参议会建议重建经费高达两亿元。

从韩石泉在省参议会中的质询,可以发现他延续了台湾文化协会文化启蒙的精神,特别重视教育。除了争取各级校园重建经费、支持台籍学生复学、补发学籍证书。特别感人的是,身为基督徒的韩石泉对于女子教育的付出。光华女中前身是日治时期西本愿寺教派第一位在台传道师王兆麟建立的私立台南家政女学校,初期设于弥陀寺内,后购地自建。在西本愿寺教派的支持下,学生毕业后可至日本京都就读姊妹校,遂成为当时南部地区重要的女子教育重镇。

战争后期,西本愿寺教派将王兆麟派至厦门,1939年改任日籍校长杉浦亮严就任,更改校名为「私立台南和敬女学校」,后更名为「私立和敬商业实践女学校」,战后被视作日产,将予拍卖充公。在王兆麟的拜託下,韩石泉在省参议会质询时以该校是台南人捐献所建,不应视作日产,争取保留下来,改名私立光华女中,但是战后经济颓蔽,人人自顾不暇之际,经营学校经费何来?韩石泉一力担下。

基督徒的韩石泉何以对此佛教女子学校关心付出?其原因除了延续文化协会文化启蒙与女子教育的路线外,也可从可从二战时期韩石泉的遭遇找出可能原因。韩石泉在战争中家园全毁,大女儿韩淑英在战争中遭轰炸罹难,韩石泉为此悲伤不已,但是他化悲愤为大爱,将对女儿的爱化为对女子教育之爱,至死不休,至今韩氏家族仍旧是光华女中重要的护持者。

热情中的冷静──我所知道的韩石泉

战后,统治阶级只是由国民政府取代日本政府,台湾人依旧是被统治者。来台接收的中华民国官员派系纷杂:党务系统的朱家骅派、CC派的陈立夫陈果夫人马、陈仪福建班底,以及最複杂的情治单位中统局、军统局、保密局等。这些派系不合,互相监视斗争互打报告,甚至派系内部也有派系,单纯的台湾人并未能觉察其複杂性,热情地投入民主选举与政治改革,遂成为中国大陆时期派系斗争延续到台湾的牺牲者。今日重看二二八事件,特别是不同单位的档案开放后,茫茫文献中,需要注意:谁是被害者?谁是加害者?谁是加害主体?需要了解事情来龙去貌,而不是扩大解读单一文献。

以二二八事件时的台南而言,如同台湾各地一般全市激动风起云涌,卓高煊市长邀请地方意见领袖组织二二八事件处理委员会台南分会,由韩石泉担任主委。三月六日台南市各中学以上学生数千人慷慨激昂举行无武装的和平示威游行,韩石泉、黄百禄、李国泽等为避免发生事端,负责在场秩序。特别是韩石泉提出的四大和平原则:「(一)不扩大;(二)不流血;(三)不否认现有行政机构;(四)政治问题用政治方法解决」处理委员会会议中所提临时动议,如有不合此四大原则,一概予以否决,虽引起激进派不满,但是这些坚持,却是台南地区日后免于修罗场的重要原因。由于处理委员会克制、省立工学院师生等人的协助,台南的动荡很快结束。

事后大逮捕分为两种:彭孟缉军队三月11日进入台南,事件处理委员会从汤德章、庄孟侯、黄百禄、韩石泉、侯全成等乃至全体成员全数遭宪兵第四团宪兵逮捕侦讯,一般市民及学生则遭市警局逮捕侦讯。特别是宪兵第四团所捕者,乃是照名单侦察,并不是谁检举谁所致,当时台湾人也没有谁有势力可直接向第四宪兵团密报。今日从保密局的档案可知,汤、黄、韩、侯等人早已在长期监视之列。特别是二二八事件后保密局台湾情报站1947年四月张秉承(林顶立化名)呈南京本部情报《台湾二二八事件报告书》与《二二八事件叛乱名册》,依序为:韩石泉(省参议员、台南处理委员会主任委员)、庄孟侯(台南青年团分团主任、台南处理委员会副主任委员)、黄百禄(处理委员会委员副主任委员)、沈荣(台南处理委员会总务组长)、汤德章(台南处理委员会治安组组长)⋯⋯。此外,台南通讯员也多次密报汤德章与侯全成鼓动叛乱。

彭孟缉军队进入台南后,包围市议会迅速逮捕处理委员会成员进行侦讯。汤德章宁死不屈,抗拒交出名单,三月11日遭到枪决。军队包围押走后,韩石泉遭严讯受逼写下自白书以「处理书」交待后饬回,庄孟侯因内乱罪入狱关了十个月、侯全成在家人营救下出狱;其他人在国防部长白崇禧的政策下,几乎在「悔改后」全数遭到释放,但仍持续加以监视。韩石泉在1961年发表〈国内外的情势和我们的觉悟〉后退出政治,致力于医学救人与女子教育,成为「行医的自由人」。侯全成由于了解韩石泉为人,出狱后并未因台南法院的判决书中的文字误导而迁怒韩石泉,由于对时代悲剧同有所感,他长年担任光华女中董事,并在韩石泉病逝后接下董事长,两家共同护持女子教育,至今犹然。

近几年档案的开放,呈现出二二八事件中的政治複杂性,远非表面文字所写,派系与情治单位特务们扮演的操纵性角色,也渐次明朗。例如保密局特务化名组织忠义服务队率领学生军,结果学生遭集体枪毙死于圆山,就是其中一例。阅读许德辉(化名高登进)呈报毛人凤《台湾二二八事件反间报告书》,不禁毛骨悚然。特务如许德辉等人混入民众群中,既监视又鼓动,甚至担任队长,鼓动冲杀,再以此为藉口,滥捕滥杀。而这样的规划,也扩及台中、台南、高雄、花莲,且谓:「亦有如法进行,收效宏大」。

由于特务已然掌握日治时期至战后台籍菁英名单,未死于二二八事件者,尔后也有不少人死于白色恐怖,余生者,在严密的思想言论监控下,噤口不言。

韩石泉事后沈痛写下以下文字:「(二二八)事件可以说是一种『爆发性、冲动性、煽惑性、普遍性、强迫性的社会精神异常暴躁症』,实为台湾历史上一大污点。⋯⋯主其事者(陈仪),昧于先机,疏于防範,及今思之,犹有余痛。」

热情中的冷静──我所知道的韩石泉

今日重看台南二二八事件,我们深深感恩,感谢台南的前辈,如汤德章的牺牲、韩石泉、黄百禄、侯全成、庄孟侯等人的勇气,这些二二八事件时组成的事件处理委员会成员,在动荡时代中,深具理想热情却又保持理性冷静,让二二八事件中的台南,很快平定,也让台南的社会菁英、省立工学院等各校学生等得以避过报复杀戮。

二二八事件这历史的创伤至今仍在。为了了解事实,为了推动转型正义、抚平创伤,必须清理伤口,政府各机关如档案局、国史馆等、国安局、国民党党史会等,必须加速开放档案。史料档案保密而破碎,正义不过是空言。档案的保密,应该是为恢复受害者名誉,而不是保护加害人与加害主体。

各种档案、当代新闻文献的记载、受害者与家属的口述历史、出版品,常让受害家属与研究者苦于只能看到片面的历史现象,而无法了解历史真相。这些伤痛的经历,经过数十年的层累压抑,乍见档案文书后慷慨激动,对于倖存者的不满妒恨,往往造成受害者彼此之间的对立与猜疑。

但是,如同二二八事件当时的先辈们,热情激动中冷静理性,这时,就需要历史工作者的专业协助。1992年中研院开始陆续出版六册二二八资料,特别是国史馆张炎宪馆长任内由国史馆至整理出版的十八册二二八档案,为尔后研究二二八事件奠下史料基础。但是在判读上,需要了解档案的特性,例如保密局的资料,五花八门来自直属通讯员、通讯员、义务通讯员、应用通讯员、试用员等,密报内容也未必然是真,需要特别小心。这也是中研院在收到保密局资料后,清洁典藏整饬,召开讨论会,上校定解读后出版《保密局二二八史料彙编》(一、二)。或许出版速度过慢,甚或没有线上目录可以搜寻,敏感的特务资料出版时也没有任何处理,无法协助家属及研究者判断何者是真?何者是假?

战后以后进的前近代中华文明接收已然进入现代的台湾文明,以少数的外来官僚统治多数人的台湾人,特别是威胁到国家机器以及既得利益者时,暴力镇压成为国家应对台湾人民的处理方式。然而,时间告诉我们,这样的方式,虽然当下瓦解了威胁,造就人民对国家权力的深层恐惧,却也成为七十年来无法癒合的历史伤口。

医学告诉我们,创伤需要清理,即使是耙离腐肉脓血喷溅,病患痛哭哀嚎,这样伤口才能痊癒。历史告诉我们,「移情」的重要,没有设身处地体会事件及当事人的遭遇,未能清楚分辨加害者、加害体、受害者、受害原因,也就没有了解,无法原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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