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要怎幺做才能大幅缩小贫富不均?

我们要怎幺做才能大幅缩小贫富不均?

未来展望

我撰写本书的用意,是想试图回答一个问题:如果我们想要缩小贫富差距,要怎幺做?我们有很多理由去对抗贫富不均。如果能缩小经济成果的分配不均,将有助于创造机会均等;机会均等被视为现代民主社会里的重要特色。

负面的社会因素,例如犯罪和人民健康状况不佳,都助长目前社会高度不均的特质。这是致力于降低贫穷与缩小不均的实用性理由,担心严重的贫富不均和运作顺畅的民主体制无法契合亦然。另外有些人,比方说我,相信目前的经济不均本质上就和美好社会的概念不合。不论在乎的理由是什幺,问题仍在:我们要怎幺做才能大幅缩小贫富不均?

本书目标在规划前行道路,而不是找到最后终点。我不想描述最终乐土是什幺模样,这并不是乌托邦主义的习作;反之,本书是要为关心如何缩小贫富差距指出未来的走向,而开宗明义就先从社会现状谈起。美国总统威尔逊在1913年第一任就职演说中提到:「我们应该从体认现状以及认为有可能修正的观点来面对经济体系,而不是把这当成可任凭我们挥洒的白纸。」

要採行哪些步骤,要看社会贫富不均的理由何在,以及为何近几十年来不均的程度节节高涨。为何自1980年以后出现了「贫富不均转折点」?

若要套用经济学的工具来回答这个问题,我强调必须把分配议题置于分析的核心。这并不是经济学家惯有的立场,但我相信这一点很重要,它不仅让我们更了解贫富不均,也有助于解释经济体的运作,以及因应我们目前面对的重大政策挑战。如果我们要处理的问题是恢复财政平衡、因应老化人口、处理气候变迁或国际失衡,假设这个世界由一模一样的人组成,有同样的资源与相同的利益,就不太合理。所以我们要连结经济政策中的重要数据(例如国内生产毛额)和人民的真实生活体验,就必定要考量分配面向。

本书採行的做法是把分配议题当成中心要旨,这和主流经济学大不相同。书中强调的是:

-为了了解贫富不均,我们需要检验社会的所有面向,包括现状与过去的发展。

-切成不同的片段来解读历史数据,会比用长期趋势来看更好,我们可以从贫富不均缩小的时期中有所领悟。

-透过市场所得变动有助于降低贫富不均的程度,也可以透过税赋和支出。

-资本市场与劳动市场都是导致贫富不均扩大的源头;这不只是学历溢价愈来愈高的问题而已。

-市场力量扮演重要角色,我们必须研究决策的轨迹以及制衡力量的範畴。

-这个世界有许多重要面向正在改变,尤其是就业性质,以及财富(这是收益的来源)与资本(这是控制的来源)之间的关係。

重点是,我不认为贫富不均扩大无可避免:这并非单纯由我们无法控制的力量所造成的结果。政府(可以各自行动,也可以结盟)、企业、产业工会及消费者组织和每一个人都可以採取某些行动,以缩小目前的贫富不均程度。

如何推动进展

要有进展一定要有人想要行动,而这需要来自于政治的领导力。贫富不均与政治之间的交互关係至关紧要。十九世纪美国参议员马克‧哈纳(Mark Hanna)说过一句名言:「政治上有两件事很重要,第一是钱,我不记得第二件是什幺。」

1980年后,所得分配不均扩大,深化对重分配的反对,并提高对会促成所得分配不均的经济政策支持度,例如市场自由化:这是一套不断积蓄且正在运作的过程。

读者可能会感觉到,我不够注意政治。这并非因为我小看贫富不均与政治间关联的重要性;反之,我的目标是要聚焦在某种可以传达政治讯息的特定方式上。认为我们无能为力,无法改变贫富严重不均现状的想法会腐蚀人心,我拒绝接受。

过去有多个贫富不均大幅缩小与贫穷率明显降低的期间,而且不只包括大战期间。二十一世纪和过去大不相同,尤其是劳动市场性质的巨变与经济体的全球化,但展望未来时仍能从历史中借镜。

重要的一课是,必须集结政府所有部门一起展开行动。对抗贫富不均与贫穷的政策不可以只交代给一个部门、欧盟执委会下的一个理事会,或是联合国里的一个机构。以英国为例,具体来说,我提议要成立社会与经济谘议局,这个单位要承担起整合协调总指挥的角色。其他国家如已有类似机构,不要废除,各国政府要重新思考其组成与权力。

我认为,这类机构成员要广纳众人,所有利害关係人都要有代表,而且要完全考量所有人的利益,包括劳工、消费者、非政府机构,以及各种企业组织。这类谘议局可以展开极必要的「全国性对话」,讨论全国性的目标,例如订出失业率目标。此外权力也是必要的。在推动缩小贫富差距与对抗贫穷的进程时,谘议局必须要能要求各部会首长为自家行动负责,必须能和政府最高领导人直接联繫,也必须向立法机关报告。

本书会详细讨论各国政府可以做什幺,很多「重担」都落在他们头上。然而,各项行动关乎的不只是国家政府而已,该怎幺做和各级政府息息相关,小到地方机关,大至多国性及全球性机构,都必须同心协力。有些时候,由地方政府行动最适合,比方说地方政府要扮演重要角色,发展当地经济的就业与再生计画。有时候,则仅有靠跨政府协议才能动手,例如全球性税制。

读者或许会觉得,我这幺强调政府行动的重要性,并未从历史中学到教训,因为很多政府的行动最后都惨败收场,所以要启动更雄心万丈的计画是完全无望的。

针对绝望放弃的态度,我要提出三点回应。第一,过去能成功缩小贫富差距的因素之一(但不是唯一)是政府的干预。这类干预行动包括二次大战后几十年提出的社会方案、同工同酬立法、推广教育,以及实行累进资本税和所得税。这些措施并不完美,但确实有效。

第二,政府方案之所以失败,有一个很重要的理由是事前未有规画也未做好徵询工作。详细提出周详提案并启动公众辩证,才能打好基础。在理解现有政策时,我会强调制度细节的重要性,同样的,本书所提的想法也需要转化成可供立法与行动之用的具体提议;这样的流程必有助于提升提案的形式与内容。

最后一点,我不建议、也不认为政府是本书的唯一读者群。最后决定本书所提提案能否付诸实行、构想能否推动的,还是个人。他们可以间接透过选民身分施展能力,或者在今天可能更具影响力的,是透过活动团体和社交媒体成为游说人士,成为另一股反制拿钱办事的专业游说份子力量。发电子邮件给你所属选区的代表,将能创造出不同局面。而透过身为消费者、存款人、投资者、劳工或雇主时的种种作为,个人也可以直接影响社会的贫富不均程度。从个人慈善来看最明显:移转给他人的资源本身就很宝贵,而且这也是一个信号,指向我们希望政府怎幺做。

但就像我在讨论政府角色时所强调的,所得移转只是故事一部分而已。消费者可以慎选供应商的产品,选择支付能维持生活薪资或公平交易的商家,创造不同的局面。不论是个别或集体,个人可以支持在地店舖与企业。存款人可以问一问往来的股东持股银行,看看他们的薪资政策是什幺;存款人也可以把资金转到互助式的金融机构。在讨论薪资时我曾经强调,市场力量或许能限制结果会落在哪个区间,但是其他考量也有发挥作用的空间,比方说公平和社会正义。在经济生活里,在个人生活里,我们都要做很多道德抉择,这些决策(加总起来)可以有助于缩小贫富不均。我期望本书能帮助读者看清楚箇中道理。

乐观的理由

我以正面态度来撰写本书。我虽然强调回顾过去的重要,但我不认为我们要回到十九世纪的维多利亚女王时代。如今经合发展组织各会员国人民享有的生活水準,比曾祖辈要好太多了。二次大战期间以及战后几十年社会缩小差距的成就,并未完全翻转。

从全球的层次看来,由于工业革命引发的各国发展严重分歧,目前也正在缩小当中。我们确实在1980年代之后经历了「贫富不均转折点」,二十一世纪也带来人口老化、气候变迁与全球失衡等种种挑战。而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案握在我们手中。如果我们愿意善用今日更多财富因应相关挑战,并且认同资源应该更公平分享,而这就是让我们能乐观的理由。

摘自《扭转贫富不均》

Photo:b k, CC Licens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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