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四内幕:邓小平为何动用十几个集团军关键是怕…

最近,前《解放军报》记者江林首次打破沉默,在《纽约时报》公开讲叙她在天安门学生运动和“六四”血腥镇压中的亲身经历。1989年,她还亲历了拉萨军事戒严这样具有借鑒意义的事件,也在“六四”之前看到了解放军内部对北京戒严的反对。纽约时报中文网在此节选了部分与江林的访谈。为表述清楚起见,部分内容经过编辑。

89年6月:天安门一片火

问:儘管你在军队里有军衔、在《解放军报》有职务,在镇压的那天晚上,你和张胜一家人一起穿着便服骑车去了天安门。能不能描述一下那天的经历?

答:那时候天安门火光冲天,从午门看过去就一片火,能看到士兵钢盔的轮廓。

应该11点左右。我们在东华门锁车的时候,门口看门的大爷就说不要进去了,太危险了,你们快走吧。我们没理他,还是往里走,刚走的时候就看到很多外国记者拿着器材,抱着摄像机、照相机,从天安门跑出来。看到我们以后说,不要再往里走了,太危险了,已经被部队佔领了,你听现在的枪声特别密集。我说一定要去。他们刚出了东华门,我们就被藏在这里的一队武警截住、包围了。这些人提前隐蔽在这儿,我们都不知道。

我和张胜是军人,而且是高级机关的军人。我是《解放军报》专门从事突发事件报道的记者,张胜是总参军训部战役局局长,一点儿都不知道。他们包围了我们,我想肯定进不去了。我说我们现在就出去,“不行,你们出不去了”,上来举着电警棍就打,我第一次见到电警棍,那时候是第一次装备这些人,是一万伏的高压电警棍。你想它的力量多大,一棍子,打在我后背,电流加上力度。我从这儿就趴在门口儿了,我的记者证放在口袋里,飞出去没了。但是如果我们四个人有任何一个人说明自己的身份,都不会挨打,因为我们身份太显赫了。我们四个人那时候根本没有商量,没有一个人说自己的身份。就这幺忍着,直到被打昏在地。

问:然后你进了医院,后来呢?

答:我在协和医院一直待到第二天早上,各种伤员不停地往协和医院送。我算轻的,被安排在协和医院体疗室,做恢复运动的地方,很大。运动的垫子上都躺着伤员,一条绳子拉着输液瓶,人一个挨一个,密密麻麻的。他们问我是哪儿的,我说是记者,哪个报社的,我当时没说我是《解放军报》的,我觉得那天的解放军就是耻辱的代名词,我脱口而出《人民日报》的,他们说《人民日报》好啊,《人民日报》替老百姓说话,那几天《人民日报》是讲真话的,全是大家爱看的新闻。因为我是“《人民日报》的”,就没让我睡那个垫子,安排睡在体疗的床上。等到早晨,协和医院的枪声特别密集,密集到我觉得军队就要开到医院里面来了。又送来好多被子弹打伤的,伤员被不停地转移到别的医院。

我被转移到中日友好医院,我妹夫接我到黄寺的家里,才知道黄寺的宿舍院儿整个空了,除了家属和孩子以外,军人全部不在宿舍,都在办公室,一待七天不能回家,从来没有这种先例。三总部里面唯一在工作的就是杨白冰领导的总政治部,那时候杨白冰是总政的主任,他的哥哥杨尚昆是军委的常务副主席,所以你想这个屠杀会跟他们两人没关係吗?

后来跟报社的人讨论这事儿,我说哪儿用这幺多部队进来,13个还是16个集团军,一个天安门需要这幺多人吗?他们说怕兵变。这七个上将在战争年代都曾经是这些部队的直接首长。

问:听说一个是怕兵变,一个是所有的部队都参与,谁也逃不开责任的。

答:对,但主要是兵变。

六四内幕:邓小平为何动用十几个集团军关键是怕…

1988年3月,七届人大会议召开,杨尚昆当选国家主席。图为杨尚昆参加解放军空军代表团讨论后,为江林带去的邮票纪念首日封签名。人民日报记者摄。

六四内幕:邓小平为何动用十几个集团军关键是怕…

1980年,江林代任总后勤部专职新闻干部期间,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李鹏参观军事后勤展览。江林说,“六四”期间,中共官媒都不让发声,关于天安门事件的报道都来自戒严部队新闻处,其办公地点就位于中南海李鹏总理办公室。

2019年:真话之罪

问:你觉得现在军队,还有军队出来的人,对待“六四”有你这种态度的多吗?

答:在外地的人,没有参加“六四”的人,基本都不了解情况,他们都相信戒严部队新闻处的东西。那些年也“轰轰烈烈”地搞了很多东西,比如十个共和国卫士。一年以后这十个卫士也不提了。可能邓小平意识到这个问题了,当时在高级机关里,很多人是我这个看法,根本不赞成。

现在我这样想法的人已经退休了,新的人完全不知道“六四”了,而且他们对“六四”完全就是戒严部队思想,军队就应该去镇压。2012年左右,有一次碰到张胜,他说,很多人指责他,说那个时候你们是错误的,如果没有“六四”就没有今天中国的繁荣,这是他们的结论,所以他们认为“六四”是对的,开枪开坦克压死人都没有错,这是他们的观点。这是现在佔据主流的观点。

1990年,因“六四”期间受伤的真相遭到举报,江林被总政点名离开军报。自此,她开始创作《沉澱》。

问:我知道你已经想很久要把这些事情说出来?

答:五年以前我就曾经想过把这本书(《沉澱》,我对“六四”的记录和两次失去自由的经历)出版,有这样的準备。我觉得作为一个记者,说出知道的真相,这是一个再自然不过和有必要的事情,但是在中国这种环境,讲真话反而成了一种罪过。我认为中国再怎幺经济改革,再怎幺经济发达,你不讲真话,你不让老百姓知道真相,你仍然不是一个文明社会,仍然还是一个愚昧的社会。文明社会的标誌,首先是思想的自由。你这幺个国家,再弄得冠冕堂皇,房子再造得漂亮,吃的东西再好,但是大家都不能讲真话,那是什幺人。没有说话的自由,永远进入不了文明社会的行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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